高致病性H7N9病毒或将长期存在,禽流感在中国

尽管现代生物学技术让我们能够在基因水平上分析病毒的蛛丝马迹,但禽流感在中国20年的流变史,仍留下很多未解之谜。

尽管现代生物学技术让我们能够在基因水平上分析病毒的蛛丝马迹,但禽流感在中国20年的流变史,仍留下很多未解之谜。 2013年3月30日,在接到上海出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消息的当天,几个年轻人匆匆登上了由哈尔滨飞往上海的飞机。在与相关部门召开碰头会议、了解疫情后,他们直奔活禽市场与养殖场采集样本,随即搭乘飞机回到哈尔滨,将样本注射到鸡胚里培养。4月4日,根据基因分析的结果,农业部对外公布,在上海活禽市场鸽子体内发现一例H7N9病毒,与人感染的病毒高度同源。 这几个年轻人,就是陈化兰所领衔的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只要中国境内发生疑似禽流感病情,都要将动物样本运送到这里,进行检测和做出最终裁决。自2002年成立以来,这里就是鉴定禽流感病毒唯一的权威机构。 从最早的发现到"广东鹅"毒株 中国最早的禽流感病毒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8年,科研人员就从湖北的鸡身上分离出H5N8病毒;1980年,又从鸭子身上分离出H9N2病毒。但这些病毒都不是从发病的家禽身上找到--很多禽流感病毒的亚型并不引起禽类发病。 在农业部的官方网站上,能够查询到的最早的禽流感疫情通报,是2004年1月27日,广西隆安县丁当镇死亡禽只的原因被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华社当时也发布消息说,此为"中国禽流感疫情的首发地"。 然而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禽流感疫情的出现,比上述记载起码要早10年。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介绍说,国内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株的最早发现者,应当是广东的陈伯伦,发现的时间大约在1993年前后。 如今已退休的佛山科技学院(原佛山农牧专科高等学校)教授陈伯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1992年,广东省内的一些鸡场出现蛋鸡产蛋量下降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是减蛋综合征或传染性喉气管炎所致,甚至将其当作新城疫的一个新变种。由于误诊,当时使用的治疗方案没有起效果,养鸡场损失严重。 长期与养鸡场打交道的陈伯伦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就和张泽纪等人在广东省内的53个养鸡场采集了病理材料。为分离病毒,他们又自掏腰包购买试验所需的无特定病原种蛋。陈伯伦等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经过几番检测,最终确定致病原因为H9N2禽流感病毒,研究结果发表在1994年《中国兽医杂志》第10期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对其做了成果鉴定,认为"该研究首次从我国分离到具有一定致病性的A型禽流感病毒",并在当年召开的该分会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这一鉴定。 然而,陈伯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官方的鼓励。在农业部派出专家组赴佛山核实之后,一纸编号为"发字第139号"的文件很快下达至全国各省畜牧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文件说,"有部分院校和有关单位在不符合要求、条件简陋的实验室进行病原分离、疫苗研制、生产和区域试验。为防止疫源扩散和避免因注苗给诊断带来的干扰,请立即通知你省境内各有关单位,暂停有关禽流感的病原分离和疫苗试验工作。"根据该文件的规定,陈伯伦所在学校刚成立的禽病防治研究中心被撤销,他手头正在进行的禽流感疫苗研发也被迫中断。 意外的压力还在后面。1995年,农业部向全国宣布了广东出现禽流感的消息。于是,广东的家禽产品遭到各省的封锁,损失惨重,陈伯伦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 在"139号文件"的压力下,相关人员对禽流感的研究转入"地下"。直至1996年,陈伯伦的同事叶润全从当地病死的家鹅体内发现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经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唐秀英鉴定,被确认为是具有高致病性的H5N1,也就是后来被业界常常提及的"广东鹅"毒株。 H5N1与香港疫情 当H9N2与H5N1病毒先后被确认致病时,农业部也相应地采取了捕杀、隔离等应对措施,但禽流感并未在中国大陆绝迹,它们在数以亿计的家禽体内悄悄积累、繁殖、演变,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陈化兰曾对1999年至2002年间从中国家鸭体内分离到的H5N1病毒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它们都来源于最早分离到的"广东鹅"毒株,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有一部分毒株逐渐获得了感染并致死小鼠的能力--这也意味着这些毒株有可能感染人,引起人类的流感。她的这一结论于2005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1997年5月,香港报告全球首例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当时造成18人发病,6人死亡。自那以后至今,全球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的总数为628例,其中374人死亡。多年以来,中国国内每当出现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散发病例,都会引起高度关注,H5N1因而也成为被人类"严防死守"的重点。 不过,中国内地学界始终认为,当年香港的H5N1禽传人事件,与内地禽类的禽流感病毒没有直接关系。陈化兰说,他们将香港的H5N1病毒与"广东鹅"毒株做了对比,发现只有一个HA基因相同,其他基因都不一样。她说,"当时,香港方面认为,这一病毒来源于3个病毒的重组,'广东鹅'只提供了1个H5的HA基因,H9N2提供了内部基因,H6N1提供了1个NA基因,重组过程应当发生在活禽市场。" 2004年,禽流感在中国家禽里大规模爆发,在1月27日~2月16日短短半个月多时间内,全国共有16省36市51县发生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共计49起。自2005~2006年3月间,又有14个省发生35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共死亡18.6万只家禽,扑杀2284.9万只。 实际上,病毒跨越禽与人之间的障碍也可能"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中间宿主实现变异。2009年3月起在墨西哥暴发的H1N1"人感染猪流感",其病毒基因中就包含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三种病毒的基因片段,这种病毒迅速造成全球范围的蔓延,后被世卫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流感研究室研究员郭元吉解释说,"通常情况下禽流感与人流感病毒不易相互直接传播,但猪对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都敏感,而且,还从猪身上分离出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形成的病毒株。所以有人认为,猪是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的'搅拌器'。" 从青海湖事件到意外出现的H7N9 每年,成群结队的候鸟都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与温暖的东南亚之间来回往返。其中,东亚大陆上大大小小的湖泊,包括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是斑头雁等候鸟在迁徙过程中重要的中转地。野鸟与鸭子都是禽流感的天然宿主,二者体内可以携带多种亚型的禽流感病毒而不发病。而在中国,野鸟与鸭子共享水域和食物是常见的景象。因此一般认为,禽流感的传播途径,最初是由野鸟传给与之紧密接触的鸭子,再由鸭子进一步扩散给其他家禽乃至哺乳动物--此时,距离人类感染禽流感就只有半步之遥了。 但青海湖的野鸟死亡事件却成为另一个节点。2005年5、6月,青海湖畔忽然有6000多只野鸟死于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以前从不发病的野鸟竟死于禽流感,这一反常的现象显示了病毒进化的威力,因而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专家认为,这标志着禽流感开始从家禽又回传到了野鸟。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管轶。2005年7月,管轶与一些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多年来,H5N1病毒在南中国的水禽之间持续演变,到2004年,其中一种H5N1取得了遗传优势。论文指出,青海湖死亡候鸟体内的H5N1病毒基因,与南中国的家禽所携带的病毒极为相似,因此,估计这些候鸟受到了南中国的家禽的传染。 同是在2005年7月,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高福领衔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青海湖毒株的论文,该论文分析认为,青海湖禽流感病毒有可能是通过迁徙鸟从东南亚传入的。高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青海湖毒株是一种重排的病毒,"在理论上,'广东鹅'毒株是现在H5N1所有分支的老祖宗,但青海湖毒株与它并不直接相关。目前在科学上,还找不到禽流感病毒从家禽传回到野鸟的直接证据。" 对于造成青海湖野鸟死亡的病毒来源之争,陈化兰不愿做出评论。她说,"在青海湖出现的禽流感毒株,与我们以前在中国家禽体内发现的任何一种毒株都不一样。"2005年,辽宁黑山的鸡场被感染了这一毒株,农业部对当地的2000多万只鸡做了彻底捕杀。陈化兰说,青海湖毒株经过候鸟的传播,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比如在埃及,引起了大量家禽及人类的死亡。但由于当时果断扑灭了黑山的疫情,中国的家禽体内至今都不存在这一毒株。 从今年初春开始,在我国华东地区陆续出现感染人类的H7N9禽流感病毒。对于这种意外出现的病毒,有基因分析结果认为,它来源于中国的杭州鸭和韩国的禽类。另有研究则认为,该病毒起源于中国华东地区的家禽或野鸟。 随着人类H7N9疫情的发展,陈化兰领导的团队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进行多年的H1N5禽流感病毒研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应付鉴定H7N9的任务上。至于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将如何演变,陈化兰说,从自然界中分离到的任何两个禽流感病毒,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中国禽流感病毒的演变过程和趋势原本就是这么的复杂。

一 H7N9毒株的基因组成及特点

从2013年到现在的防控结果来看,H7N9疫情对养禽业的威胁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严重。H7N9流感病毒对家禽也从低致病性发展到可致严重死亡。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廖明认为,今后该病对我国家禽业的影响不仅来自于可能不断增加的人感染病例,而且将直接来自于高致病性毒株对家禽直接的严重危害。因此家禽从业者应该高度重视家禽中H7N9病毒的防控,重视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本文根据廖明教授在3月30日中国畜牧业协会鸽业分会成立大会上所讲整理。

2013年3月30日,在接到上海出现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消息的当天,几个年轻人匆匆登上了由哈尔滨飞往上海的飞机。在与相关部门召开碰头会议、了解疫情后,他们直奔活禽市场与养殖场采集样本,随即搭乘飞机回到哈尔滨,将样本注射到胚里培养。4月4日,根据基因分析的结果,农业部对外公布,在上海活禽市场鸽子体内发现一例H7N9病毒,与人感染的病毒高度同源。

1 H7N9毒株的基因组成

在广东流行的毒株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分支

这几个年轻人,就是陈化兰所领衔的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只要中国境内发生疑似禽流感病情,都要将动物样本运送到这里,进行检测和做出最终裁决。自2002年成立以来,这里就是鉴定禽流感病毒唯一的权威机构。

此次我国暴发的H7N9禽流感的H7片段和2011年浙江鸭H7N3株的相似性达到95.3%。N9片段和201 1年韩国野鸟H7N9株的.N9相似性达到98%以上。其余.PB2、PBl、PA、NP、M、NS 6个片段和2011~2012年我国江浙、上海一带中H9N2分离毒株相似。我国H9N2毒株在2007年开始出现F/98—7亚系,2010年后所有流行毒株和已有分离毒株全部变成F/98—7亚系。这种卜19N2亚系特点正是这次H7N9中6个片段的基因重配原始提供者。

虽然H7N9流感病毒最早发现于人的感染,但很快就从活禽交易市场的鸽子中也分离到该病毒。研究表明,分离自家禽和人的H7N9病毒高度相似,是来源于野鸟的H7亚型病毒和家禽的H9亚型病毒重组产生的新的病毒。从2013年到2017年,该病毒主要出现在活禽交易市场,而相关的运输、屠宰和销售行为都有助于病毒的扩散。

从最早的发现到“广东鹅”毒株

2 H7N9毒株的特点

华南地区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非常有利于一些病原微生物的繁衍和传播。廖明表示:“我们的研究表明,新出现的H7N9病毒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容易从H9病毒基因库中获取一些基因片段进行重组,以适合在不同环境中生存。该病毒在活禽交易市场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中更容易产生变异株”。所以当2013年H7N9禽流感病毒入侵广东(很可能是随着活禽贩运等活动)后很快就适应了本地环境,并与当地流行的H9N2等禽流感病毒发生重组,逐渐形成珠三角分支的毒株。至2015年后该地区出现长三角分支毒株与珠三角分支毒株同时流行的局面。在这期间,虽然很多地方采取了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等措施尽力阻止人感染病例的增加,但疫区的活禽贸易和运输活动并未受到严格限制,导致病毒沿着活禽贸易路线(主要以公路运输方式)逐步向其他地方扩散。因此今后随着疫区的不断扩大,病毒的变异将变得更加复杂。

中国最早的禽流感病毒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8年,科研人员就从湖北的鸡身上分离出H5N8病毒;1980年,又从鸭子身上分离出H9N2病毒。但这些病毒都不是从发病的家禽身上找到——很多禽流感病毒的亚型并不引起禽类发病。

经验证,我国H7N9有两类不同分支的毒株,暗示其进化途径有轻微差异,且一些重要基因位点的组成存在多样性。对H7N9毒株的基因水平试验已经证实,其对哺乳动物的致病性增强、对金刚烷胺耐药、一些毒株已有对达菲耐药性、对禽类呈低致病性等特点。由于一些位点的氨基酸变异,H’7N9上已经有了可与人类受体结合的位点。H7N9毒株由三类不同禽流感毒株重组形成,不带有人流感病毒的骨架。在禽类分离到的H7N9和在人类身体上分离的H7N9高度相似。

国内已出现对鸡高致病性的H7N9禽流感病毒

在农业部的官方网站上,能够查询到的最早的禽流感疫情通报,是2004年1月27日,广西隆安县丁当镇死亡禽只的原因被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华社当时也发布消息说,此为“中国禽流感疫情的首发地”。

3 H7N9毒株的致病性和传播能力

2013年发现H7N9流感病毒以后,大量监测数据表明,在国内流行的一直是无致病性或低致病性毒株。虽然病毒主要存在于活禽交易市场,但家禽养殖场受污染的迹象逐渐明显。以往的研究数据表明,H5和H7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弱毒株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后容易变异为高致病性毒株。这次,也未能打破惯例,仅仅三年后,到了2016年下半年,人感染H7N9病毒最多的华东和华南地区开始出现对家禽高致病性毒株的迹象。2017年1月,对鸡具有高致病性的变异株被证实。农业部也在3月24日公布了湖南永州发生的我国第一起蛋鸡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

然而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禽流感疫情的出现,比上述记载起码要早10年。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主任陈化兰介绍说,国内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株的最早发现者,应当是广东的陈伯伦,发现的时间大约在1993年前后。

此次H7N9毒株对人可致病,部分感染者死亡,对禽不致病或低致病,对鸽子有感染性。并且,人需要大量接触病毒感染(呼吸道、肠道、皮肤等途径),仅有少数免疫功能低下的特殊人发病。这些特点和以前禽流感病毒对人的感染不一样,出现了对禽致病性弱而对人致病性强的转变。

因此,从防控结果来看, 2013年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后,虽然采取了加强监测、清理和关闭活禽交易市场、出台《全国家禽H7N9流感剔除计划》等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控制效果,但未能完全阻止疫情的扩散。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局部关闭市场的行为没有阻住家禽的交易和运输,导致疫情沿着公路线向疫区周边扩散;第二,没有及时发现受到感染的养禽场,从而通过剔除计划尽早将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如今已退休的佛山科技学院(原佛山农牧专科高等学校)教授陈伯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1992年,广东省内的一些鸡场出现蛋鸡产蛋量下降的情况,不少人认为是减蛋综合征或传染性喉气管炎所致,甚至将其当作新城疫的一个新变种。由于误诊,当时使用的治疗方案没有起效果,养鸡场损失严重。

二 H7N9的发生、传播及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家禽从业者要正视H7N9禽流感病毒

长期与养鸡场打交道的陈伯伦注意到这一情况,于是就和张泽纪等人在广东省内的53个养鸡场采集了病理材料。为分离病毒,他们又自掏腰包购买试验所需的无特定病原种蛋。陈伯伦等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经过几番检测,最终确定致病原因为H9N2禽流感病毒,研究结果发表在1994年《中国兽医杂志》第10期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禽病学分会对其做了成果鉴定,认为“该研究首次从我国分离到具有一定致病性的A型禽流感病毒”,并在当年召开的该分会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这一鉴定。

1 H7N9的发生与传播

有人说感染人的H7N9病毒和感染鸡的H7N9病毒是两个病毒。廖明表示,两者其实是一个病毒。虽然从鸡身上分离到的H7N9病毒和从人身上分离到的H7N9病毒,在一些基因位点上存在差异,但这是病毒在不同的感染宿主体内繁殖时,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化,这不会影响它们实际上都来源于禽流感病毒的本质。从人的发病特点(散发病例、不存在人间传播)看, H7N9流感病毒对哺乳动物的感染能力并不强,与人流感病毒差异很大。也就是说,这个病毒实际上还是家禽的病毒。新出现的H7N9流感病毒变异株与以往的病毒相比,最大区别在于对鸡具有高度致死性。但这 并不意味着其对人或其他哺乳动物的感染能力和致病性发生了改变。因此,家禽从业者不要再纠缠H7N9是不是禽流感病毒,而要正视这个“家禽杀手”的出现以及可能带来的家禽大量死亡和减蛋等对家禽业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陈伯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官方的鼓励。在农业部派出专家组赴佛山核实之后,一纸编号为“发字第139号”的文件很快下达至全国各省畜牧局及其他有关单位。文件说,“有部分院校和有关单位在不符合要求、条件简陋的实验室进行病原分离、疫苗研制、生产和区域试验。为防止疫源扩散和避免因注苗给诊断带来的干扰,请立即通知你省境内各有关单位,暂停有关禽流感的病原分离和疫苗试验工作。”根据该文件的规定,陈伯伦所在学校刚成立的禽病防治研究中心被撤销,他手头正在进行的禽流感疫苗研发也被迫中断。

此次H7N9基本上可以认可是东亚候鸟将浙江鸭H7N3的H7,江浙、上海一带2010年后鸡的H9N2的6个片段,2011年韩国野鸟中H7N9的N9片段在东亚迁徙候鸟中基因重配而致。

由于人感染H7N9流感的病例集中出现在每年9月份到次年4月份之间,与人的季节性流感高度重合。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有效控制家禽发生H7N9禽流感疫情,也不改变活禽长途贩运和交易的方式,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每年冬季不断发生人的“第N波”疫情。届时家禽业将承受来自生产端的防疫压力和来自人们对家禽产品消费信心严重下降压力的叠加。家禽生产可能会不断出现“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从而严重影响产业发展和从业人员的生计。

意外的压力还在后面。1995年,农业部向全国宣布了广东出现禽流感的消息。于是,广东的家禽产品遭到各省的封锁,损失惨重,陈伯伦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指责。

一种可能是,H7N9病毒早在2012年秋就在长江三角洲于候鸟迁徙时留在当地,感染了长江入海湿地,涉及周围养禽场,感染的鸡、鸭、鹅进入农贸批发活禽市场,经反复流通使活禽市场环境污染越来越重,终致感人的恶劣后果产生,随着污染批发市场和物流流动,扩展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部分活禽贸易市场。还有一种可能是:病毒在鸭中重组或由华东地区的家禽和野鸟重组。

H7N9禽流感病毒将长期存在,养禽场必须严格做好防疫

在“139号文件”的压力下,相关人员对禽流感的研究转入“地下”。直至1996年,陈伯伦的同事叶润全从当地病死的家鹅体内发现一种新的禽流感病毒。经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唐秀英鉴定,被确认为是具有高致病性的H5N1,也就是后来被业界常常提及的“广东鹅”毒株。

2 H7N9发生对公共卫生的影响

从病毒的监测数据以及我国家禽养殖的特点看,H7N9禽流感不会因为我们采取了关闭活禽交易市场等措施就会远离我们而去,相反,该病可能会伴随我国养禽业长期存在。对此,养禽从业人员要做好充分准备。由于该病毒可以引起人的感染,所以今后的防疫重点不仅仅在于控制家禽不发病,而且要尽量减少家禽感染排毒以及降低活禽交易市场的病毒载量,从而有效控制人的发病例数上升。廖明表示“我们已经研制成功可以很好地把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病毒检测出来的荧光定量PCR诊断试剂盒。通过动物实验也已经证实,家禽免疫H7N9禽流感疫苗后,随着抗体水平的升高,可以有效防止家禽发病和排毒。而活禽交易市场的“1110”政策(即每日清扫,每周消毒,每月休市,每天零存栏)如果能落到实处,对有效降低市场中病毒污染率,减少人的感染风险将有很大帮助。”。

H5N1与香港疫情

此次H7N9因为感染人且部分致死,形成很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人传人的担心始终成为一种阴影,传染源头不清造成一种恐慌现象。

永利集团官方网站,由此可见,未来对这个病控制,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养禽场的防疫(包括强化消毒、接种疫苗等)来减少家禽严重死亡、减蛋和带毒,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活禽交易市场的治理,净化环境,规范交易行为,尽量减少活禽交易市场的病毒污染。有些业内人士对疫苗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免疫彻底控制该病的发生,从此不再担心活禽销售的问题。但从我国以往使用H9和H5亚型禽流感疫苗的经验看,一旦疫苗在我国广泛使用的话,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退出,也就意味这个病毒可能会长期存在于家禽养殖场。所以即使今后采取免疫措施,养禽场也应该将工作重点放在建立生物安全综合防控体系上,打造“以疫病防控为核心,以产品安全为目的”的新型家禽健康养殖模式。尤其是黄羽肉鸡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从传统的农村散养逐步转变为集约化工厂养殖,从传统的活禽销售模式逐步转变为“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的经营模式。

当H9N2与H5N1病毒先后被确认致病时,农业部也相应地采取了捕杀、隔离等应对措施,但禽流感并未在中国大陆绝迹,它们在数以亿计的家禽体内悄悄积累、繁殖、演变,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三 今冬明春H7N9疫情分析

当然,目前防疫工作的最大难点还在于活禽交易市场的改造。由于我国特色优质黄羽肉鸡主要是通过鲜活销售的方式进入消费市场,所以无序关闭活禽交易市场会对上游生产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同时对种鸡和蛋鸡,乃至家禽全产业链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地方品种肉鸡养殖生产方式逐步改变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先从活禽批发市场入手,重点建立入市交易家禽的溯源机制,强化产地检疫的核查,同时通过改造屠宰档口以及建立农贸市场专营“白条鸡”等方式,尽量降低市场污染率。

陈化兰曾对1999年至2002年间从中国家鸭体内分离到的H5N1病毒做过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它们都来源于最早分离到的“广东鹅”毒株,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有一部分毒株逐渐获得了感染并致死小鼠的能力——这也意味着这些毒株有可能感染人,引起人类的流感。她的这一结论于2005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1 要十分警惕今冬H’7N9卷土重来

总之,H7N9禽流感病毒可能长期存在,所以我国养禽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1997年5月,香港报告全球首例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当时造成18人发病,6人死亡。自那以后至今,全球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的总数为628例,其中374人死亡。多年以来,中国国内每当出现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散发病例,都会引起高度关注,H5N1因而也成为被人类“严防死守”的重点。

H5和H7亚型有从弱毒变强毒的生物学特性(如美国H5N2,荷兰的H7N7)。今年5月前H7N9已有较长时间的存在和较大面积的感染发生。候鸟带毒的可能性极大,因此秋季的迁徙可能带来新的疫情发生。

不过,中国内地学界始终认为,当年香港的H5N1禽传人事件,与内地禽类的禽流感病毒没有直接关系。陈化兰说,他们将香港的H5N1病毒与“广东鹅”毒株做了对比,发现只有一个HA基因相同,其他基因都不一样。她说,“当时,香港方面认为,这一病毒来源于3个病毒的重组,‘广东鹅’只提供了1个H5的HA基因,H9N2提供了内部基因,H6N1提供了1个NA基因,重组过程应当发生在活禽市场。”

2 可能的发病状况

2004年,禽流感在中国家禽里大规模爆发,在1月27日~2月16日短短半个月多时间内,全国共有16省36市51县发生了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共计49起。自2005~2006年3月间,又有14个省发生35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共死亡18.6万只家禽,扑杀2284.9万只。

传播特性:H7N9传播能力较差,类似H5N1。栋舍之间传播可能需1周以上,以后才加快,一个场内感染完毕可能会长达40~60天。

实际上,病毒跨越禽与人之间的障碍也可能“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中间宿主实现变异。2009年3月起在墨西哥暴发的H1N1“人感染猪流感”,其病毒基因中就包含猪流感、禽流感和人流感三种病毒的基因片段,这种病毒迅速造成全球范围的蔓延,后被世卫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流感研究室研究员郭元吉解释说,“通常情况下禽流感与人流感病毒不易相互直接传播,但猪对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都敏感,而且,还从猪身上分离出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形成的病毒株。所以有人认为,猪是人流感与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的‘搅拌器’。”

致病性:一旦出现变强现象,则致病性强于H9N2,但会弱于H5N1,不会造成100%死亡。

从青海湖事件到意外出现的H7N9

可能出现的临末表现:大群尚好,死亡突然增多,不断出现蔫鸡并快速死亡,死前沉郁、个别拉稀、采食量轻微减少;产蛋下降15%~25%.死亡率可达10%~20%,病程持续2~3.5周。

每年,成群结队的候鸟都要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与温暖的东南亚之间来回往返。其中,东亚大陆上大大小小的湖泊,包括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青海湖,是斑头雁等候鸟在迁徙过程中重要的中转地。野鸟与鸭子都是禽流感的天然宿主,二者体内可以携带多种亚型的禽流感病毒而不发病。而在中国,野鸟与鸭子共享水域和食物是常见的景象。因此一般认为,禽流感的传播途径,最初是由野鸟传给与之紧密接触的鸭子,再由鸭子进一步扩散给其他家禽乃至哺乳动物——此时,距离人类感染禽流感就只有半步之遥了。

剖检可能表现:卵泡赤红为主,伴有卵泡坏死和软化.输卵管及子宫内有大量乳白色粘性分泌物,肺、气管不同程度充血、出血,心、肝、脾、胰、肾、脂肪有不同程度的出血而少见肌肉出血。

但青海湖的野鸟死亡事件却成为另一个节点。2005年5、6月,青海湖畔忽然有6000多只野鸟死于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以前从不发病的野鸟竟死于禽流感,这一反常的现象显示了病毒进化的威力,因而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很多专家认为,这标志着禽流感开始从家禽又回传到了野鸟。

3 诊断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香港大学的病毒学家管轶。2005年7月,管轶与一些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多年来,H5N1病毒在南中国的水禽之间持续演变,到2004年,其中一种H5N1取得了遗传优势。论文指出,青海湖死亡候鸟体内的H5N1病毒基因,与南中国的家禽所携带的病毒极为相似,因此,估计这些候鸟受到了南中国的家禽的传染。

血凝抑制抗体7~14天可检出,可用我国早期H7N2抗原、感染后可查到25~8的HI滴度和H9、H5亚型不交叉:特异性PcR和测序可行性较高。

同是在2005年7月,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高福领衔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青海湖毒株的论文,该论文分析认为,青海湖禽流感病毒有可能是通过迁徙鸟从东南亚传入的。高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青海湖毒株是一种重排的病毒,“在理论上,‘广东鹅’毒株是现在H5N1所有分支的老祖宗,但青海湖毒株与它并不直接相关。目前在科学上,还找不到禽流感病毒从家禽传回到野鸟的直接证据。”

4 防控

对于造成青海湖野鸟死亡的病毒来源之争,陈化兰不愿做出评论。她说,“在青海湖出现的禽流感毒株,与我们以前在中国家禽体内发现的任何一种毒株都不一样。” 2005年,辽宁黑山的鸡场被感染了这一毒株,农业部对当地的2000多万只鸡做了彻底捕杀。陈化兰说,青海湖毒株经过候鸟的传播,如今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比如在埃及,引起了大量家禽及人类的死亡。但由于当时果断扑灭了黑山的疫情,中国的家禽体内至今都不存在这一毒株。

对养殖场的防控应做到:有树木和沼泽、水塘地区的鸡场是防控重点;候鸟迁徙过程中经过的地区是防控的重点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山东等地区;发现鸡群不正常死亡,剖检如前所述要及时送检;鸡场发病,市场的禽类、鸽子的感染会伴随人感染几率的上升。

从今年初春开始,在我国华东地区陆续出现感染人类的H7N9禽流感病毒。对于这种意外出现的病毒,有基因分析结果认为,它来源于中国的杭州鸭和韩国的禽类。另有研究则认为,该病毒起源于中国华东地区的家禽或野鸟。

在长期防控策略上,一是应注意防控手段应随未来出现情况进行灵活改变。二是应加快对疫苗的研发,以下几种情况都需考虑疫苗应用:①禽不发病,但H7N9病毒在禽中感染污染环境并致人发病;②禽成为病毒变强后的主要攻击者,流行面积大,不得不用;③为消灭疫点,不得不对周边地区进行防疫形成隔离防疫带。三是要建立应急的防检诊体系队伍,提倡疫情申报,及时进行疫情控制,为疫病消灭提供时间。四是应建立农、林、卫三者共参与的监查网,对候鸟、水禽、鸡、人做程度不等的监查。

随着人类H7N9疫情的发展,陈化兰领导的团队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进行多年的H1N5禽流感病毒研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应付鉴定H7N9的任务上。至于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将如何演变,陈化兰说,从自然界中分离到的任何两个禽流感病毒,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中国禽流感病毒的演变过程和趋势原本就是这么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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